<<華爾街寫真>>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[美]希拉里·戴維斯 著 曹德俊 付濤 肖榮 張放 譯

第五章 一人兩面
　
　　 新聞界采訪華爾街只為一個目的：煽情。無論《華
　　爾街日報》抑或《金融時報》，只要煽情就好賣。在你能
　　寫這個人的壞事時，為啥一定要寫這個人的好的一面?
　
　　——埃里克·森伯格
　　進入80年代，證券交易業(yè)火爆起來。從業(yè)人員也十分有錢。年輕的證券交易商在現(xiàn)實生活中的表現(xiàn)十分投新聞媒體的口味。他們抽雪茄，穿紅色吊帶褲，揮霍擺闊。這是他們的形象。于是，新聞界對投資銀行業(yè)的興趣大增。哪伯事情并非如此，他們也不惜筆墨大肆杜撰。交易商們也就照著記者們描述的那樣一發(fā)不可收拾。

　
　　80年代是一個瘋狂的時代。這一點是不容懷疑的。人們用種種笨拙的方式賺錢。我所認識的一些年輕交易商做得實在
太過火，花錢如流水。連倫敦也難幸免。查爾斯·斯坦利公司的菲爾·內森說：
　
　　 當“雅皮土。這個詞流行起來后，我以為這個城市
　　就糟透了。它拈污了交易商的形象。但有些交易商說
　　話大聲武氣，在酒吧狂啜亂飲，手上還捏著手提電話大
　　叫大嚷。
　
　　80年代中，交易商們受人崇拜的形象還持續(xù)了好幾年。人們都希望交易商的形象能被磨礪得更加完美。這是一場鏡子游戲。它養(yǎng)育了一種強悍的精神本性。而這種本性在以往一直被局限在某個界限以內。里根的演說撰稿人佩格·努南曾說過，在這個社會里，我們這些人越來越像演員，老是從媒體那兒獲得采取行動的啟發(fā)。隨著金融媒體的實力增大，對國家的影響也水漲船高。它對交易商的形象的成型也起了極大的作用。據(jù)支持邁克爾·米爾肯的格倫·亞果說，邁克爾·米爾肯在未被判定有罪以前，新聞界便把他描繪成了罪犯。斯坦利·肖普科恩當時在所羅門兄弟公司工作，他認為新聞界是影響華爾街形象的重要力量。他同意“無冕之王”一說：

　
　　 任何一個行業(yè)在發(fā)展時都會遇上那么一批人，他
　　們不顧事實，杜撰出電影制片與小說作家才喜歡的那
　　緋聞軟事來。硬幣的另一面是，如果你的生意取得了
　　成功，或者你掙的錢比記者或作家想像的多，閑言碎
　　語、飛長流短就來了�！澳憬^對發(fā)的是不義之財�！庇�
　　是，他們在頃刻之間被說成污穢不堪。
　
　　 我極少接受記者采訪。能用公正的態(tài)度對待你的
　　談話內容的記者實在太少。他們的興趣是編故事。這
　　一宗旨從來就沒有改變過。電影《華爾街》中的那個人
　　物實在少見。他對證交行的看法也實屬罕見。任何人
　　都能把自己的微觀生活拍成他想拍的那種影片，但這
　　絕不等于說，別人的生活就一定是那個樣子。
　
　　
這樣說并非是指新聞界就毫無可取之處。伊萬·布依斯基就極善于把新聞界的注意力，引向他認為他的最輝煌的成就上。他宣稱的“貪婪可取論”便廣為流傳�！度A爾街日報》這類報紙報道他的成就，使他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。不過，光靠閱讀報紙就以為懂得了市場，也是天大的誤會。

　
　　EASDAQ(布魯塞爾的泛歐股票市場，上市公司多為新興的高成長公司——譯注)的董事長斯坦尼斯拉斯·亞蘇科維奇告訴我，他的看法是：
　
　　
　　 倫敦的金融新聞界的質量每況愈下。原因是它無
　　 法吸引一流人土的注意�！傲锌耸�。欄目更是不堪入
　　 目，他們把什么都搞錯了。他們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
　　 證券交易。我想，是不是因為經濟欄目太多，他們的實
　　 力不夠，無法應付之故?
　
　　不暴露隱私、不接受采訪、不與作家交談，已成為金融界的行為準則。每家公司目前都設立了一個預算不菲的專職公共關系部門，以防衛(wèi)的態(tài)勢來對付傳媒。一位著名的交易商非正式地對我說：

　
　　 我們不想通過媒體揚名。這有何用?我們要操心的事多得很。除非有助于公司的發(fā)展，我們都不想與新聞界的人打交道。
　
　　比爾·西蒙以前曾是所羅門兄弟公司的高級合伙人，在公司負責政府與城市債券部門，后來當上了美國的財政部長。他說：
　
　　 有人在私營部門工作了一生，賺了一些錢，取得了
　　成功，這本是公平合理的事，然而新聞界的一些人就會
　　覺得，你肯定做了驚天動地的壞事，否則你怎么能有
　　錢?今天，新聞媒體的好故事，就是整倒一個人。
　
　　他繼續(xù)寫道：
　
　　 新聞界似乎為其本質的黑暗面所驅使，他們對失
　　敗情有獨鐘，幸災樂禍。他們想法設法讓人難堪。
　
　　 近些年來，交易商受到新聞界的另一種禮遇，那就是在美國生活電視節(jié)目中播出有關交易商的情景喜劇。且聽《交易商》雜志所作的評論：
　
　　
　　《交易商》這部連續(xù)劇，描述了一群惡魔，使得籌集
　　資金的過程從來沒有這么臭不可聞。讓我們還是保留
　　一點幽默吧。這部加拿大生產的拙劣鬧劇，是一種侮
　　辱，是對證券交易這種科學與藝術的污蔑。加拿大《多
　　倫多太陽生活》報的股票交易部主任桑德拉·麥克唐納
　　說：“我只看了第一部，心已被難堪與恐懼撕碎。它至
　　少違背了20條交易規(guī)則，洗涮了20個證券管理委員
　　會。嘿，不過不要擔心，它畢竟是一部鬧劇。。
　
　　金融新聞電視臺對證券市場及其從業(yè)者的報道，則又完全是另一回事。究其原因，是因為這家電視臺已成為這一行業(yè)的組成部分。金融電視將企業(yè)領導變成名流，煽起了人們對交易與投資的熱情。1981年金融新聞電視臺誕生，是這一行業(yè)的標志性成就�，F(xiàn)在，成立于1989年的CNBC電視臺，在這一行業(yè)擔綱。它向全美國的6200萬戶家庭播放新聞，在全世界收看它的人還更多。cNN的金融新聞也覆蓋了800萬戶家庭。你經常發(fā)現(xiàn)，當某一個公司的老總接受了某一家電視網(wǎng)絡的采訪，公司的股票價格就會出現(xiàn)波動。有些時候，價格雖然沒有變化，但人們仍然要關注它，生伯出現(xiàn)變化時自己沒有抓住機會。因此，電視網(wǎng)絡以自己的方式對證券市場產生著直接的影響。

　
　　大多數(shù)交易商都以先看CNBC或CNN電視節(jié)目，或者收看布魯伯格財經新聞開始自己一天的工作。他們首先要了解昨天夜晚發(fā)生什么事。紐約證交所辟出專門的地點以便讓電視臺進駐。這些電視記者如同一尊俄國雕像，蹲在房間的角落窺視著交易活動。在交易大廳的每一個交易亭上，在每一間經理辦公室里，都裝有電視屏幕。在世界的每一個地方，只要衛(wèi)星訊號能夠到達，收看金融新聞便成了那里的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個部分。

　
　　
讓金融界的人在工作時打開電視始于海灣戰(zhàn)爭。在過去的日子里，零星投資者一天要給自己的家人打幾次電話報告股票行情�，F(xiàn)在，他們只需打開電視，就能對全部交易情況了然于心。

　
　　金融新聞似乎是美國的特有產品。財經電視新聞在歐洲的觀眾并不很多，因而那里的交易商，一般從布魯伯格公司或者路透社收看他們想看的新聞。
　
　　由于電視新聞幾乎是同時傳播給全世界的，因而它對世界市場的影響也是立竿見影。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(fā)揮作用，迫使交易商們立即作出各種決定。他們在電視上的所見所聞，是否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在影響市場?他們是否應該馬上采取某種行動，還是等15分鐘再做出反應?

　
　　現(xiàn)在的問題是，金融新聞頻道對播出的新聞是否經過編輯加工?假定有一些編輯成分在里面，那么是否準確地反映出了事件的真實性?一般來講，不攙雜的新聞是難以看見的。如果是如此，那么觀眾藉此得出的結論或者與人討論的那種影響，是不是該得出的結論或該產生的影響?

　
　　假如上述的推理正確，那么它就必然對投資行為帶來影響。多方交易商霍利·斯塔克發(fā)現(xiàn)金融電視節(jié)目對交易市場產生的效應十分明顯：
　
　　日本神戶大地震及中東油田大爆炸這類事件，對于股市造成的損害是十分直觀的。專業(yè)交易商都能得出直接的結論。但是，他們仍然要觀看金融電視節(jié)目，以便看看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財這些事件的反應。交易商離不開資訊。資訊不一定只能從電視、報紙和收音機中才能獲得，還可以從電腦屏幕中得到，而且不間斷地對自己的頭腦產生撞擊。他們可以從數(shù)據(jù)庫中取出發(fā)生在10年前的金融事件，也可以得到10分鐘前的事情。金融新聞電視在揭發(fā)新聞的同時還穿插評論，沒有重大事件出現(xiàn)一般不會中斷節(jié)目。于是交易桌上的電腦屏幕就成了一切事件的匯集點。

　
　　顯然，這是我們時代的最重大的一個變革。在20年代、30年代和40年代，人們獲取的有助于交易的資訊少得可憐，因此謠言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。謠言要經過一兩天才能被驗證�，F(xiàn)在，是否是謠言只消幾分鐘就可到得證實。于是也就剝奪了一些人優(yōu)于其他交易商的交易優(yōu)勢。今天，每個人都在同時擁有同樣的資訊，資訊是公開的，不能隨意隱瞞。

　
　　80年代，貪婪是交易商的形象。它不光表現(xiàn)在金融界，而且以種種方式展現(xiàn)在這個時代的普遍文化中。里根主義與撤切薩主義對“求財觀”即財富是可以獲得的的形成立下了汗馬功勞。然而，過于追財逐利便成為一種謬誤。倫敦城與紐約城的經歷相似，這兩個交易市場的人員相互感染。隱密的事實是，在證交界工作的人掙的錢多得駭人聽聞。但他們也慷慨施舍，一邊掙大錢，一邊大花錢。

　
　　過去，在倫敦證交所的車易大廳，要定期舉行為慈善事業(yè)籌款的活動。查爾斯·斯坦利公司的首席交易商菲爾·內森當時就在交易大廳從事交易活動，他清楚地記得有些時候，人們把一加侖的威士忌酒，放在交易柜臺上進行拍賣。今天，籌集善款主要是個人活動。內森是“英格蘭之獅”的領頭人物。有時，他每天都要花一些時間到處打電話，為他以為值得一做的事業(yè)募捐。交易商們個個都極善于用電話辦事。1996年，他就幫倫敦城弄到一大筆錢援助克羅地亞。他和他的妻子率領40人，開著一隊卡車，給克羅地亞的難民營送去了10萬個包裹。1997年，他領導的團體搞來18個小孩在英國接受手術治療。他還在同年訪問波斯尼亞，監(jiān)督那里援建的一座兒童醫(yī)院的工程進展情況。用一周的工作日搞交易，在周末則搞募捐活動資助慈善事業(yè)。內森說，他的公司的人對他的這種活動充分表示理解。在倫敦金融界，慈善募捐晚會及體育義賽是經常節(jié)目，這些活動同時也給參加者帶來了極大的愉悅。

　
　　紐約華爾街積極支持為公眾喜愛的機構籌款的活動。這些機構包括紐約公共圖書館、都市藝術博物館、現(xiàn)代藝術博物館等。我所看到的紐約與倫敦的區(qū)別只有一點，那就是紐約所募集的資金，較之倫敦的要多得多。許多套利基金同時也管理著一些慈善基金。朱利安·羅伯遜的老虎基金就經管著為城區(qū)公益事業(yè)服務的慈善基金會。保羅·圖德·瓊斯也為城區(qū)的公益事業(yè)募捐。

　
　　扎根紐約的喬治·索羅斯也是一位聞名遐邇的慈善家。他已從個人資產中捐出10億美元給東歐，培訓教師，資助知識分子，創(chuàng)辦大學以及援助波斯尼亞。從1991年起，他用大量的援助款購置復印機、電動打字機、印刷機、電視攝像機和電腦，交給需要這些設備的人，促進資訊的自由流動。索羅斯的基金會單在1996年一年，就捐出了3．6億美元。索羅斯的家人也積極地資助紐約市的各種慈善團體與文化機構，花費時間幫助它們解決各種問題。

　
　　搞慈善是華爾街的傳統(tǒng)。曾任戈德曼·薩克斯公司老總、頗具傳奇色彩的交易商古斯·李維，就是一個著名的慈善家。埃里克·森伯格說，古斯·李維會把人叫去，開口對人說，請贊助一點。他的請求一般都不會遭到拒絕。森伯格擔任紐約警察體育協(xié)會的主席，他本人也經常從他的合作伙伴，包括古斯那兒得到慷慨資助，支持他的慈善活動。

　
　　邁克爾·米爾肯在36歲時，與人一起組建了米爾肯家族基金會。這是美國最大的私家基金會之一。這個基金會贊助教育與衛(wèi)生事業(yè)。尤其幫助城里和少數(shù)民族的教育與衛(wèi)生機構。1965年，他談起打破個人之間的壁壘，人與人應該消除隔閡。他之所以產生這個念頭，是因為他和他的父親在洛杉璣參加一次橄欖球賽時受到的啟發(fā)：

　
　　 當時瓦茨暴動(瓦茨為洛杉磯地區(qū)一小鎮(zhèn)，曾發(fā)生
　　過一次黑人暴動——譯注)剛剛平息，大街上滿是裝甲
　　車，上面架著機關槍巡邏。我清楚地認識到，這兒發(fā)生
　　過極其錯誤的事。如果我們沒有強大的社會與文明，
　　到頭來就沒有強大的私人企業(yè)制度。
　
　　
球賽后，他便專注地把自己的時間與金錢，用于幫助居住在貧民區(qū)的人。在公眾并不知情的情況下，他竟給城里的窮苦人家的孩子，開了整整20年的數(shù)學課�，F(xiàn)在，人們都清楚這件事的重要性了。最近，他又把攻克癌癥列入了他的資助計劃。他捐出2500萬美元，成立了前列腺癌癥治療基金會。這個基金會從全球招攬第一流的研究者、思想家、醫(yī)生和實驗人員來工作。他還找來不少的制藥公司支持這項事業(yè)，以期早日找到根治癌癥的有效方法。

　
　　比爾·西蒙將其慈善觀，實踐到大街上。他不光是認捐．還親自抽時間去做善事。他和他的家人定期去幾個貧民窟訪貧問苦，堅持了好幾年。他們還帶著孩子去一家湯菜館，下廚煮食，把飯食分發(fā)給窮苦人家。他們還給窮孩子們發(fā)放圣誕禮品。

　
　　西蒙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與圣餐牧師，經常給紐約醫(yī)院的病人送圣餐。他常�；◣讉�小時訪問東哈萊姆的庫克紅衣主教中心，關懷愛滋病患者。1993年，他接受了一次記者采訪，談起了他對捐助的看法：

　
　　 我深信安德魯·卡內基在《財富的福音》一書中對
　　我們的忠告。有錢人應當把自己看成是財富的受托
　　者，應該把財富用于全社會的福利。我們必須把自己
　　的錢用來創(chuàng)造機會與工作，把它們放在樓梯上，讓往上
　　攀爬的孩子伸手就能得到它們。
　
　　發(fā)跡于所羅門兄弟公司的交易商邁克爾·布魯伯格，稱得上是金融界的科林·鮑威爾(海灣戰(zhàn)爭期間的美國三軍參謀長聯(lián)席會議主席——譯注)，他在其著作《布魯伯格論布魯伯格》一書里，不借用整整一章的篇幅，告誡企業(yè)界的人要不計成本地用各種方法參加捐贈活動。作為約翰·霍普金斯大學的校董會主席，他本人就拿出了6500萬美元，資助醫(yī)藥科研、公共衛(wèi)生及護理，還辦診所醫(yī)院。他還給錢給聯(lián)合黑人基金會等機構。單是1994年，他便將價值260萬美元的終端設備，贈給聯(lián)合黑人大學基金會，使學生能遨游信息高速公路，學習各種技能，以便他們能在華爾街找到工作。在華爾街工作的非洲籍美國黑人如鳳毛磷角。

　
　　 當我問他對捐贈的看法時，他回答說：
　
　　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。我相信有錢的人跟我一
　　樣都覺得，當你給博物館買一幅畫，給學校修一間教
　　室，建一座醫(yī)學試驗室，給窮孩子設一個獎學金，應該
　　與你購買其他東西沒有兩樣，你應該問自己的是，你買
　　一輛“奔馳”車得到的快樂大，還是幫助療救癌癥病人
　　得到的愉悅大。
　
　　 可惜的是，我以為有錢人捐贈的錢還是太少。許
　　多人只是說說而已，口惠而實不至，十分吝固。請記
　　住，紐特·金里奇，比爾·克林頓或羅納德·里根之流，經
　　常在我們面前大談慈善高調，據(jù)我所知，他們出手都十
　　分吝窗�？肆诸D無非是把內衣、內褲錢省下來搞慈善
　　 而已。
　
　　斯坦利·肖普科恩組織了一群人給圣裘德醫(yī)院籌款。頭一年，他只籌到幾萬美元。到了1996年，他們就搞到了200萬美元，修了一座新實驗室。斯坦利經常抽時間到圣裘德醫(yī)院以及其它慈善團體工作。他的女友過去也是一名交易商，若干年來一直利用周末上午陪伴殘障兒。他的高風亮節(jié)也打動了其他人。有人這樣對我說：

　
　　 無論你信教還是不信教，許多人只想獲得。其實，
　　只問耕耘才是最好的因果報應。只有耕耘才會有收
　　獲。我是從我的一位最好的朋友那兒懂得這個道理
　　的。如果你不同意這個觀點，你就很難理解我們�？�
　　之，我們都慷慨好施。
　
　　當上貝爾·斯特恩斯公司的最高執(zhí)行官的“英雄”格林伯格，過去也曾是交易商。他被視為紐約的聯(lián)合猶太人吁請會的最大個人贊助者。他在公司定下一個規(guī)矩，每一個常務董事，必須把工資與獎金的4％捐贈給慈善事業(yè)。

　
　　繆里爾·西伯特則用的是另一種方法，她建立了一個西伯特企業(yè)家慈善計劃。公司凡承銷新股，其收益的一半，須交給慈善團體。成立的第一年，她就捐出了3l萬美元�，F(xiàn)在，她一共捐出了400萬美元�！斑@是我們的捐贈方法。我們將把90年代建成正派的十年�！�

　　這些事例只不過是滄海一粟。有人會說，他們搞捐贈，無非想讓自己的巨額財富，獲得一種稅收優(yōu)惠而已。然而有些人出的錢，卻超過他們付稅金額的幾百萬。他們每周為慈善事所開的會，所打的電話，所做的計劃，他們個人為此付出的時候，卻是用稅收無法抵消的。這其實更多的是一種生活方式。也許，這是從他們對工作的雙重觀點不輸就贏中派生出的生活方式。他們過這種生活的時間已經夠長了，因此他們很可能習慣于把這種方式，看成他們生活的一個方面，因此他們的平衡，則更易于向另一邊傾斜。當然，也可能與他們中的一些人的出身有某種關系。